石湾的“虞公窑”—摘自【匠器】
2020-03-07
樊
林
批评家 ，策展人
悲观一点看，许多拥有深厚传统的艺术门类，今天都有些身陷泥沼的危险。当代陶瓷艺术家所面临的困境，是每一个个体所无法躲避的局限性。“继承与创新”在今天俨然成了横亘在眼前的大山，雾霭茫茫，障碍重重。能否进入新的境界，主要取决于个体对传统的理解、对生活的体验以及对当代智慧的寻求。当然，前提是，他必须是一位保持自我约束，不断寻求自我完善的艺术家。在多年的制陶实践中，曾力、曾鹏两位艺术家，一直在相当宽阔的语境里思考传统与创作的关系，从不怀疑传统技术的生生不息，着眼于发展新的表现力。只是他们属于不肆张扬的那一类艺术家，拒绝披一件“实验”的外衣，坚持从钻研、揣摩“传统”中习得自己的审美感受。“虞公窑”，得以保持着创作的独立与自由，以截然不同的姿态存在于石湾，影响了今天中国陶瓷创作的布局。
若将“虞公窑”单独视作曾力、曾鹏兄弟的事业，无疑略带忽视石湾陶瓷影响的嫌疑。事实上，他们兄弟一直接受着真正的石湾精神气质的恩泽、滋养。他们的成长，与古老石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发展，在时间上近乎重叠。亲历石湾几十年的沧海桑田，曾力、曾鹏两位艺术家以独自创立的“虞公窑”作为“回赠”，为“石湾公仔”提供了富于人文意趣的新典型。
在大部分研究中，所谓“现代人、文明人”的居高临下依然是形成怪异成见的主要原因。正如，在我们的教育序列里，所谓“民间美术”长期被对立于系统的艺术训练方式之外，即便这个名词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传递出不平等的意念。当然，也有学者坚持挖掘历史材料，客观地分析，尽可能完整地勾勒出包括民间美术在内的地方艺术史发展状况，为学院艺术教育提供丰富的“民间艺术”读本。这样的理念，依然带有自身的局限，我希望通过还原两位艺术家的成长经历，讨论他们在成为陶艺家的过程中真正追求的趣味，帮助每一位观者理解“虞公窑”的真正意义。
儿时便跟随父亲曾良从广州移居石湾，他们在石湾度过的童年与陶瓷、人民美术社、石湾美术陶瓷厂连在一起。1949年至1959年之间，全国都开始了对民间工艺的恢复。之前由于战乱，石湾陶业大多荒废，作坊关门，艺人外流。50年代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实施的抢救民间传统工作的开展，人物包括刘传、曾良、庄稼、谭畅、高永坚等在石湾历史上留下重要篇章的名字，从此开始了历史的书写。“人民美术社”的建立是使得抢救项目得以运作的基础。作为个人身份的陶瓷艺术家，开始出现在“人民美术社”的集体中。他们的父亲
80年代，石湾的现代陶艺创作初现，1984年以曾力、曾鹏为主要参展人的“石湾现代陶艺展”在广东民间艺术博物馆(陈家祠)举行，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。展览的巡回路线，在今天看来，思路明晰而且周全。继香港艺术中心第二回展后，1985年受邀在中国美术馆展出，第四回，是回到佛山，回到石湾，在青少年文化宫展出。三位拥有学院背景的陶艺家的共同努力，使得现代陶艺在石湾的独立发展得以确立，1989年，“虞公窑”成立。这个阶段曾力、曾鹏的创作，开始显露出对“石湾现代陶艺展”时期比较强调的形式感的反动，渐渐回复到一些传统题材的陶瓷创作中。
在曾力、曾鹏两位核心人物的引领之下，“虞公窑”将新的陶艺理念引入创作之中，在继承中国传统书画、民间工艺、佛山传统陶瓷语言方面作出了探索，共同地导致了新的美学主张的实现。
自学院毕业以来，曾力、曾鹏持续三十多年钻研陶瓷，坚持拒绝对传统进行割裂式的切入以及肤浅的混装。书画、诗词、古琴、游历，都帮助他们拓展并且深化对传统的贴近和理解。“虞公窑”作品无论哪一种题材、形象，首先传递出的，是对自然的由衷尊重，对生活本身通透、智慧的参悟。
他们将艺术家的趣味问题化解在自身语言的提炼过程之中，内心的愉悦通过笔墨、布局、气度简简单单地传递出来，看似简单恬淡的构图、造型，事实上蕴含着不同方向的思考，可以认定，“虞公窑”所执著的，是与追寻历史感相关联的造型实验。因此，对于当代陶艺家所面临的西方美学体系与传统语言形态的纠结，他们游刃有余地以“虞公窑”的造型、意趣进行了“规避”。
在与天地自然日渐疏离的今天，诗已远遁，“虞公窑”为我们在传统技艺与当下生活之间铺设了一条平和的路，让我们了解自己依然具有寻找诗画意趣的能力。即便感受浅得像曾鹏画面中的点点墨迹，记忆已然温暖。我们得到了一种连贯的模式、一种笔墨秀润的气息，也就获知了两位艺术家宽广的感知世界和独到的创作语言。这样的提升本身，属于当代的一种智慧。
